蒋三摇头道：“首长们说了，社员看病吃药一律不收钱。”
贺强愣了一愣，接着又道：“孩子读书识字总是要给修金的。”
蒋三继续摇头道：“首长们说了，社员和社员的孩子念书都不要钱！”
“那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总是需要自家花钱筹办的！”贺强不死心地继续举例。
蒋三像看傻子一样看了他一眼道：“先生说的是大明的规矩，在这里有红白理事会，专管筹办红白喜事，花的钱也都是首长们给的！”
“这……”贺强一时语塞，竟然想不出还有什么能够驳斥蒋三的话。
这个过程中陶东来没有说话，就一直在旁边听着，心里却是暗自好笑自己当初的一些民政管理设计看来现在是正在逐步实现中，低收入高福利的待遇对于收买普通民众的人心取得很不错的成效，民众对于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利待遇认同感是相当的高。
从一开始设计归化民待遇体系的时候，执委会便决定采用低收入高福利的方式。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大明正处在社会秩序不断崩塌的阶段，主动或者被动投靠到穿越集团治下的民众，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无法在原来环境中正常生存下去，而穿越集团却正好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哪怕身处这个体系中不会有太多发大财的机会，对于一心想要求个安稳环境生活下去的这些人来说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吸引力。
就如蒋三所说的那样，民众进入到公社体系，成为归化民之后，几乎所有的日常开支都会被集体化的统筹安排所替代。吃饭、穿衣、读书、看病乃至生老病死，所有的一切都有公社管委会和下属那些职能细化的基层机构负责，普通民众在公社的环境下甚至都找不到花钱的必要性。
这样全面的员工福利花费自然不小，但从信息回馈来看，其回报也是相当值得的，当民众们意识到他们现有的待遇只能在海汉执委会治下才能获得的时候，对于自己所处这个集体的认同度就会更高。当有朝一日需要他们向外推行或是拿起武器保卫这套社会制度的时候，甚至很可能根本不会再需要做什么思想动员工作。
当然了，这些庞大的福利开支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终究都是来源于这些民众在公社中，在工厂中所创造出的产品价值。执委会将这些价值中的一部分以社会保障福利而不是工饷的形式返还给了归化民群体，而这在归化民看来却已经是了不得的举措了，有人甚至会把这些社会保障当作是“海汉首长的恩情”。
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出现，有人就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未来本地的商品流通不畅，因为民众普遍低收入的关系，社会消费能力将十分有限，大量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外销，而本地民众却无法享受。
但以施耐德为首的经济专家很快驳斥了这种看法，以计划经济为纲的穿越集团完全可以通过调控内部商品流通价格来避免这种局面的产生。商品出口价格的昂贵，并不意味着它们会以同样的价格在内部流通。
比如出厂价十元一套的玻璃文具，在对内供应给书院的时候就完全可以降低到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的程度。通过对内部的产品价格调控，甚至可以让民众以低于成本价的待遇享受到那些会在海外卖出高价的产品。这样即便是低收入的民众，也能有机会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内部降价所需要的财政补贴，完全可以通过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形式找回来，相比未来可以展望的工业产品出口额，内部这点消化能力实在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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