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把目光转向那些神秘而又如同涂鸦般的符号。在房间昏黄的灯光下，这些符号的线条时粗时细，像星象图，又像是粗略的地形图；像一些动物抽象的形体，又像是很多人动作的描画，只不过这些动作重叠在了一起，成了混乱的一团。但不管怎样，我无法否认的是，我能感觉到符号里隐藏的力量，一种将人的思想和注意力吸附进去的力量。
廖焕生讲到这里，我不得不认同他的推断，超乎想象又合乎情理。那么我们一直探索的传说中的扶余四术是不是也藏在其中呢？正在我陷入沉思之时，曹队忽然开了口：“焕生，即便你的推论是正确的，你还是不能破解墙上这些文字的内容，关键是无法解释这些符号是怎么跑到那些自杀者身上去的。难道现在还有活下来的大巫，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在自杀者身上留下文字？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焕生摇了摇头，依旧眉头紧锁。“我不知道，也许破解了这些文字，我们会有新的线索，但这不是一朝之功，也许一年，也许十年，和破译密码一样，有时还要看运气。但我坚信，小范可能破解了这些文字，或者猜到了其中某些文字意思。”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曹队递了根烟给焕生。
“因为，如果矿难是个意外，那里被夷为平地，一切都被掩埋，就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秘密永远会是个秘密，与外人已经无关。但汤斌文依旧要穷其后半生之力，研究这些碑文的内容，意义何在？如果他是搞古文字研究的专业人员还情有可原，可他是个美术老师，对这些可能一窍不通，我想，当年县里领导安排他去拓印碑文，只是看中他的绘图功底，并非让他去专门研究的，他去了一次，后面就交给小范，只能说明当时他没意识到这些符号的特殊之处。小范被埋在矿井下，即便汤斌文满心懊悔，但常理上他也不会继续研究跟他毫无关系的古文字吧？只能说，他了解到了这些符号的意义，而他了解的不多，很可能都来自于小范。”
廖焕生顿了一下，抬眼看了看我，叹了口气，又接着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直觉非常好的人，但在超自然这件事上，我可能不及老常的十分之一。那时，我忽然想起了老常跟我说起的关于扶余四术的事，干脆放下破解符号的想法，从昨天夜里开始，我就一直在研究这扶余四术是什么，没想到找到了那把钥匙。”
廖焕生指了指堆放在茶几上的一大堆图书，即便一目十行去看，恐怕一天也不可能看完。他告诉我们，研究高句丽文化的学者并不多，估计是韩国将高句丽文化去中国化，准备据为己有，才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有限的研究素材里，几乎找不到关于扶余四术的记载。倒是在四五十年代几本日本学者对东北亚文明的著作中，他找到了一点零星的线索。
日本学者并不知道有扶余四术这回事，他们只是发现高句丽国中的大巫对国君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而大巫并不是由国君任免的，而是一代一代以师徒的关系进行传承。当然，大巫不会只是一个弟子，但在萨满教中这一点做的非常民主，是进行一种类似于科举的秘密考试，选择成绩最好的，再由大巫带领一段时间，在大巫大限将至时，把衣钵传给他。
这种大巫内部的选材考试进行得非常神秘，外人很难了解到具体的内容。但肯定不止是巫术这一项，还包括治国方略，内政思想，排兵布阵，建筑设计等方方面面，是个综合能力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句丽国的大巫掌握着当时最尖端的知识和科技，而且是以某种严密的组织方式服务着朝廷，是政府智囊团的雏形，只不过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看到这些，廖焕生直觉中已经发现，大巫绝不仅仅是东北原始宗教的传承者，其中很多思想都有墨家的影子。民主、技术、传承、开智、堪舆、守城这些神秘和隐晦的内容，似乎正是墨家思想对原始宗教的改良，而墨家的思想中一样尚鬼神，倒是和原始宗教思想并不冲突。
廖焕生又想到，唐代武则天时，高句丽为李绩所灭，但高句丽巫术并没有一并消亡，而是由此转入民间，转入了地下，依旧活跃在广大的农村，慢慢被人称之为萨满教。萨满教的民间化，其实造成了原来巫术中墨家那部分治国理念，军事理念，建筑机关技术慢慢失传了，毕竟对乡土农民而言，温饱是最重要的，治病是最有用的。墨家的东西不能吃不能喝，学来无用。
但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点被传承了下来，就是对中原政权的颠覆，孜孜不倦的造反尝试。特别是明清时，萨满教与白莲教、百贯道的融合，形成了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宗教组织，而一直活跃着。直到解放后，向莲教和百贯道才被新中国彻底消灭。
有了这个启示，廖焕生想到，原始的高句丽文献中找不到巫术的详细描述，后来的萨满教或白莲教的文献中，也许会找到些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廖焕生在县文化馆找到了一本出版于五十年代的书，书名叫《东北萨满教研究》。薄薄的一本，百十来页，从书上的印刷信息上看只印过5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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