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亦云走进军委会大门的时候，门口的哨兵立正敬礼。他刚迈过门槛，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压低的争执保卫局那三个战士被拦在了门外。
军委会的守卫不认识他们，也不管他们是谁的护卫，只知道军委会重地，闲人免进。三个战士站在门口，手按在枪套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徐想前站在二楼窗前，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他转过身，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手里的铅笔在指间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
“人跟着人，枪对着枪，这还是红军吗？”曾中声坐在椅子上，把手里的文件往桌上一摔，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淬过火的铁砂，砸在地上滋滋冒烟。“他是怕什么？怕周亦云在他的地盘上把他吃了？”
没有人接话。
徐想前走到桌前坐下，把那支转了好几圈的铅笔放在地图上。他没有附和，也没有劝阻，只是把地图上的一处标注又描了一遍，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像秋风吹过枯叶。
曾中生声周亦云的事，他不好接。他自己也是被盯着的人之一，在张国焘眼里，他跟周亦云、跟曾中声是一类人—他们不是外来的就是有威望的“老人”。他的门口没有保卫局的人站岗，但他的每一次调动、每一个作战方案、每一份上报军委的电报，都要经过张国滔的办公室。这是明面上的规矩，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但规矩和针对，有时候并不矛盾。
然而，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更猛的还在后面。
张国滔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贯彻。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从上到下的、系统的、无差别的清洗。
会议一场接一场，文件一份接一份，批判的调门一次比一次高，斗争的范围一次比一次大。张国滔站在主席台上，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高处砸下来的石头，砸在会场上，砸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他的话不是用来讨论的，是用来执行的——谁赞成，谁反对，赞成的人留下，反对的人站到另一边去。站到另一边去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根据地被搞得乌烟瘴气。机关里人人自危，今天还在跟你一起吃饭的同志，明天可能就被叫去“谈话”，后天就再也见不到了。
街上巡逻的保卫局战士比往常多了好几倍，他们不再只是站在门口，而是穿梭在大街小巷，出入于机关和部队驻地。每一个人都在看别人的脸色，每一个人都在掂量自己说的话、做的事会不会成为下一次批判的靶子。
熟悉的面孔一天比一天少，空出来的办公桌没有人去坐，那些位置像是被什么东西吃掉了，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
而作为作战单位的部队，情况更为严重。前线还在打仗，后方却在搞清洗。指挥员们在前线指挥作战，一纸调令就把他们调回来“开会”，开完会就再也没有回去。有的部队在行军途中，政委被叫走，换了新人；有的部队刚刚打完一场硬仗，伤亡还没来得及统计，营以上干部就被成批地调离。
原红二十三军的团以上干部，悉数被捕。
消息传到周亦云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劈柴。林娥站在门槛上，看着他的背影，没有说话。
周亦云放下斧头，站在那里，手扶着木桩，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又像是在努力稳住自己。那些人，是他从鄂南一路带出来的，是在桐柏山的雨夜里跟他一起翻山越岭的，是在殷店的炮火中跟他一起冲锋陷阵的，是在罗山以北的阵地上跟他一起死守不退的。
他们没有被敌人打死，没有被敌人俘虏，没有在突围中掉队，没有在饥寒交迫中倒下。他们跟着他走过了几千里路，走到了苏区，走进了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然后，他们被自己人抓走了。
周亦云反复奔走营救。他去找军委会，去找政治部，去找保卫局，去找每一个他能找到的、还能说上话的人。他的态度很明确——这些人如果有问题，拿出证据；如果没有证据，放人。
他跑了几天，结果只有一个——全部改为收押，不杀，但也不放。
这还是他反复奔走的结果。不是“查无实据，予以释放”，是“罪不至死，改为收押”。这八个字，像一把钝刀，割在肉上，不致命，但疼。他的奔走，最终只是把“死刑”改成了“监禁”。
他救下了他们的命，但没有救下他们的自由。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胜利，他甚至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安慰。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左”倾错误进一步扩大。调门比之前更高了，批判的范围更广了，斗争的方式更激烈了
有人拍桌子，有人摔文件，有人指着对方的鼻子骂，有人被骂得低着头一言不发。会场上弥漫着一股灼热的气息，像一口架在火上烧了很久的铁锅，锅里的水已经烧干了，锅底烧得通红，随时可能炸裂。
曾中声的反对声音最大。他站起来，一条一条地反驳那些扣在同志们头上的罪名，声音不大，但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会场上，他坚决的反对张国滔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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