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吧。”王棣淡淡的说了声，给高俅智珠在握的感觉。
事后，王棣就此事发表了言论，刑事案件勘查，必须第一时间到案发现场仔细寻找与案情有关的东西，任何蛛丝马迹都有利于案件的侦破。他说了一句很牛的话：死人，也能说话，只要够细心，就能听见死者的倾诉。
术业有专攻，斟验之术多是师徒相授、口口相传，这就导致此类人才的紧缺，少不得有滥竽充数者，当然也就难以避免有冤假错案。
针对这种情况，朝廷可以增设法科，用以培养专业人才，可称为“法医学”。但这又涉及到了开科取士，很麻烦。
说起科举，其实是有弊端的。
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唐代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不求显达）科、“高蹈丘园”（隐居丘园）科。常科之中，明算科要考《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科要考《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要考《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
类科分的很细，但最吃香的只是进士、明经少数几科，余者应试者寥寥无几。本朝前期分科更繁，有进士，九经，五经，三礼，三传，通礼，学究，明法等科。
熙宁变法时，罢去各科，只留进士一科。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但这带来很多弊病，或者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或者只要求强记博诵，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了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
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后来变法失败，《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但不论是秦朝以前采取的“世卿世禄”制和军功爵制以及世袭制，抑或是汉朝的推举制，以及隋唐以来的科举制，都是有其弊端的。
就拿科举制来说，虽然改善了用人制度，没有世家背景的平民百姓，只要有才识，还是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也推动整个社会读书的风气。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是试举内容，盖由统治者制定，成为了统治者控制文人思想的工具；第二就是加重了官场的腐败，滋生很多贪官以科举考试内容作为收受贿赂的一个捷径。第三导致部分人产生畸形的价值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能一举成名的太少了，所以经过那么多年“寒窗无人问”成名之后的价值观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他从法医学延伸到科举利弊，所言者有理有据，令苏轼、李格非及高俅三人沉思其中。
当然，这是后话，王棣也没想着勉强去改变什么，不在其位，难谋其政。连王安石、司马光这等牛人都难以根治其弊，他拿什么去改变？正如他回答苏轼的“何以改变”时如此说：除非，读书成本极高，甚至国家实行义务教育，人人有书读……到那时，才真的可以做到因材施教，从而拥有各类人才。
呵呵，这在苏轼等人看来几乎不可能，遥不可及，若人人都可免费读书，岂不是人人都做官了？
读书，科举，不就是为了做官么？往大了说，唯有做官才能为国为民谋福祉。
此乃后话，略过不表。
那日，从案发现场回去，在仍积水的太守衙门，王棣和李格非、高俅商讨案情提出：一，要查清那户人家的社会关系，重要的是最近数月来与之与密切交往的人；二，查探那栋房子的侧门和后门通往何处，并尽可能寻找昨夜酉时经过此路段的目击证人；三，查明本城摩尼教的所有事宜，如聚集地、首领头目等。
关于第三条，他提供了方十三在西城的大致住处。苏轼在西城遇险，方十三也住在西城，在王棣看来，二者间一定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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