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封、西祀、封神这样大的事情都终于搞好了，而宰相王旦也老了。他是士大夫，是那个崇尚“求真务实、笃学践行”的士大夫，平时最痛恨的就是弄虚作假沽名钓誉，但他也懂得皇帝的想法，懂得封禅的目的。所以这些年，他一边默默支持着皇帝大搞神秘主义，大搞假祥瑞、假天书，一面又尽量躲在幕后，能不出面就不出面。
到了晚年之后，不断的辛劳彻底拖垮了王旦的身体，他多次申请辞去宰相位置，皇帝都不予准许。但是皇帝也知道，王旦的这个状态肯定维持不了多久了，于是开始频繁了解相关人选的情况，准备物色新的宰相了。
此刻王钦若的眼睛正在死死盯着相位，他曾立誓一定要当宰相、要位极人臣，来洗刷自己落魄时遭受的羞辱。为此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忍辱负重，腆着笑脸在王旦手下委曲求全，王旦不愿意上报的祥瑞，他来报，王旦不愿意出面的宗教礼仪，他出面组织，现在终于机会又来了。
王钦若咬牙切齿地下了决心，这次一定要把握住，凭什么只是生在了南方，就一定要备受歧视？他在隐忍中伺机而动。
赵恒是个英明的君主，这些年，他运筹帷幄之中控制着朝政、操控着每一位重臣，但敏锐的王钦若还是发现了赵恒的缺点，那就是极度自信的控制欲。
随着东封西祀后，个人威望的不断高涨，赵恒的控制欲也越来越膨胀，他迷恋于“天下尽在我手”的控制感不能自拔，他像一位神只一样端坐在那里，要求每一个大臣都全力迎合自己，都必须全力贯彻他的每一条指示。
但是搞封禅、搞造神这种事太大了，需要的宰相人选不光能统领全局，还得能舍下脸面去搞假祥瑞、假天书的这些“脏活”，还得敢于背负“耗费民脂民膏一味媚上”的这种“骂名”，而拥有这样资历地位、这样能力水平的人几乎都是怀着朴素儒家思想的士大夫，都是所谓“求真务实”“礼义廉耻”的卫道士，比如赵安仁、冯拯等。人家本来就是高官，即使是现在给他宰相干，哪里还会愿意挨着骂去做弄虚造假的事情。
这样就矛盾了，一边是领导极强的控制欲，要求令行禁止，另一边是不情愿、不配合、不造假的士大夫。
这个时候王钦若站了出来，爽快表示，“什么礼义廉耻在利益面前都是扯淡，脏活我来干、骂名我来背。”
眼看王旦退休在即，他一边增大了上报祥瑞的数量，一边让手下的官员加快建造各地供奉“赵玄朗”的庙宇、加快玉清昭应宫修缮进度。这样明确表示听话懂事的态度无疑让赵恒眼前一亮，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皇帝正式批准了王旦的请辞，同时也让王钦若如愿当上了宰相。
早就被一手遮天的北方人欺负多年的王钦若，当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南方人小团体。这就是赵恒执政后期鼎鼎有名的“五鬼集团”，其他四个人分别是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分别被他安插到几个的重要岗位上。
在王钦若的一手扶持下，那个时候只要你是南方籍官员，又投效了“五鬼”，就能不断加官晋爵。
这欲望超强的人啊，再加上从小穷疯了苦怕了，一旦身居高位，那第一反应就会急不可耐寻求财富所带来的安全感。和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开头吃面条的那位赵德汉处长一样，咱们的王钦若当权以后，也把贪婪的目光盯到了金钱上。
该怎么搂钱呢？他并没有着急到处搜刮、收取贿赂，那样很快就会让他成为众矢之的。他只是细细观察着，寻找着较为隐蔽的贪污办法。
慢慢地他发现，每次搞完宗教活动，他把巨额活动经费上报给皇帝的时候，这赵恒大手大脚惯了，从来不会认真查阅，总是大笔一挥直接签批。
这就是漏洞了，于是他见缝插针地每次在报表上虚报数字，这中间的差额理所当然地就进了他王钦若的腰包。
到了后来，他进一步又发现，这皇帝虽然控制欲超强，但性格又过于自信，对于细枝末节的事情根本不会深究。王钦若是懂心理的，他深知，所谓的“控制欲”仅仅是一种感觉，那我满足皇帝你这种感觉不就好了。
渐渐地，王钦若琢磨出来个歪主意，每次见皇帝的时候他怀里都放着多份奏章，但每次只会拿出其中一部分上交；等皇帝批阅完还给他时，他又会把藏在怀里的奏章混在一起交给中书省执行。这样一来，皇帝会以为自己的意图全部得到了贯彻，王钦若又能夹带着办自己的事。
王钦若虽然天天夹着尾巴低调做人，但是日子久了，他终归还是露出了马脚，而且出的问题也很老套——他根本管不好自己的几个儿子。
他家里那几个纨绔子弟已经在大摇大摆的开始享受人生了，在京郊是大肆侵吞土地、私建豪宅，搞得开封周围民不聊生。其中尤以长子王淮最为跋扈，他甚至在一次酒醉后当众宣称："我爹能控制皇帝看到的奏章，提拔谁不过是一句话的事！"而这些情况很快就被北方官员们给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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