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的汴京城里，政治斗争就像一锅沸腾的麻辣火锅——表面浮着红油辣子般热烈的改革口号，底下却翻滚着夏竦们精心熬制的权谋底料。当"伊霍书信案"这盘毒蘑菇被旧党涮进锅里时，整个大宋官场顿时弥漫起致命香气。
打蛇打七寸，旧党把矛头指向的是新党重要成员石介、富弼。石介是当时的大儒，作为革新派的口舌，曾为新政写过一篇当时很有名的文章《庆历圣德颂》，文章盛赞新政、贬低旧党，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这令夏竦一帮人怀恨在心，自此和石介成为死敌。
那时节，一则骇人听闻的流言突然在坊间流传，说国子监直讲石介给富弼写了一封信，信里希望富弼行“伊霍之事”，还替富弼起草了废立诏书。这“伊”指的是商朝名臣伊尹，“霍”指的是汉朝权臣霍光，俩人的共同点就是都曾经废掉过皇帝，行“伊霍之事”意思就是要阴谋废掉现在的皇帝赵祯。
不久后，夏竦等人居然煞有其事地拿出了这封书信和诏书，呈交了朝廷，而且上面的字迹确实就是石介的。
这可把本来感觉无所谓的富弼吓得是“惊慌失措”，反复上书陈词，并且也拿出了一封石介寄来的书信，内容大致相同，但是信里说的是“伊周之事”，“周”是指周朝贤臣周公，“伊周之事”就不一样了，书信要表达的意思就成了要好好辅佐帝王。
双方都说自己手里的书信是真的，一时间朝里是闹得乱糟糟一片，可这个时候皇帝始终没有任何表态，似乎在静观事态发展。这时候又有人上奏说了，阴谋废皇帝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是范仲淹，还言之凿凿的搞出了很多证据。
哪知道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结果皇帝还是不说话。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皇帝对革新派产生疑虑了，此时范仲淹早就被流言折腾得焦头烂额，为了自证清白，他只好上了书，请求辞职。
这回皇帝终于发话了，赵祯驳回了辞呈，让范仲淹等人安心理政，不必理会。但是旧党怎么可能放弃这大好良机，随后朝中弹劾富弼、石介的奏疏像雪花一样席卷而来，同时又有了新的流言兴起，说范仲淹、富弼等人结成了朋党，通过新政打击异己，提拔党羽。
一时间，关于革新派结成“朋党”的舆论甚嚣尘上。
要说革新派造反，皇帝可能不太相信，而所谓的“朋党”，恰恰戳中了皇帝脆弱敏感的心。因为就在前朝，牛李党争持续时间将近40年，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直接加剧了宦官专权、官场腐败，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以至于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的感叹。在皇帝赵祯心里，朋党就等于乱政，乱政就等于夺权，只要是“朋党”那就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面对汹涌的“朋党”指责舆论，赵祯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把范仲淹喊进宫里，旁敲侧击地问了：“这些传言不会是空穴来风吧，你们平时聚在一起是在做什么呢？”
范仲淹知道皇帝的想法，毕恭毕敬地解释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家脾气相投才聚在一起，这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这只是有人借此攻击新政而已。”看着皇帝质疑的表情，范仲淹又举例自证说，自己平时就跟富弼几个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诗歌而已，真的没有什么朋党。
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他革新派也反复据理力争，极力否定朋党一说。就这样，皇帝也仅仅只能保持怀疑，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证据。
谁知道很快就坏了事，因为革新派们架不住有个干蠢事的队友，这人就是倔驴欧阳修，啥叫倔驴呢？就是他只管自己的想法，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如何。
面对外界反复的攻讦，这欧阳修也置上了气，他觉着反正自己又没干坏事，身正不怕影子斜，俺就是看着范仲淹、富弼这帮人好，就喜欢跟他们处，我就是朋党了爱咋咋地。
欧阳修下笔千言写下一篇《朋党论》，大文豪的文笔自然没话说，文章开宗明义地就讲了，党分君子之党、小人之党，自己这帮人确实是朋党，但却是君子之党，是好朋党。
这篇文章一经上报，就让本来持怀疑态度的皇帝一下子坐实了心里关于朋党的猜测。赵祯愈发看革新派这帮人不爽，天天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着手剪除革新派成员，有的人被撤了职，有的人被查办。
此时的范仲淹是一个四十五岁的中年，已再不是十几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这些年来，他经历了太多无奈。他拼了命地想保护好兄弟们，但身边的张亢、滕宗谅……一个个接连倒下；敌人那么多，手段那么狠，打得他几乎喘不过来气，他向身后看去，想找到一个支持的眼神，看见的却永远是一张阴沉不定的皇帝臭脸。
现在自己又陷入了信任危机，整天被皇帝质疑，这样严峻的形势，变法根本就推行不下去。此时的范仲淹，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为什么明明所有人都知道改革是对的，于国于民都好，但为什么就是艰险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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