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碾过镇口坑洼的土路时，姜国栋指尖无意识地攥紧了衣袋里的新身份证明——
风里裹着的气息比畹町复杂得多，既有傣家竹楼飘出的香茅草与烤鱼的混香，又掺着骡马踏起的尘土味，还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边境特有的紧张感。
勐拉镇像被打翻的百宝箱，各色人等在街巷里穿梭：穿靛蓝筒裙的傣家妇女蹲在路边卖菠萝蜜，用半生的汉语吆喝“甜得很”；戴斗笠的景颇族山民背着竹篓，篓里露出野生菌的褐色菌盖，正与穿卡其布褂子的商贩比划着议价；街角茶馆里，有人压低声音交谈，茶杯碰撞的脆响刚落，就被缅甸牌照摩托车的轰鸣盖过。
这里没有畹町的规整，混乱里却透着一股蓬勃的生机，而这种“生机”之下，恰恰可能藏着他们要找的线索。
镇子边缘的平房区很安静，房东是个年过六旬的傣族老人，名叫岩温，只会说几句零散的汉语，连比划带点头地领他们走进院子。
院墙是黄泥糊的，多处剥落露出里面的竹篾，院角的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色花瓣落了一地，沾着清晨没干的露水。
屋子分里外两间，里间摆着两张铺着粗布垫的木板床，外间有一张掉漆的八仙桌，桌腿用石头垫着才勉强放平，墙角堆着三个旧木箱，是岩温年轻时装杂物用的。
“住，安全。”岩温拍了拍姜国栋的胳膊，指了指院门口的压水井，又做了个“睡觉”的手势，意思是这里清净，不会有人打扰。
姜国栋递过租金，岩温接过时指尖有些颤抖，又从兜里掏出一把晒干的香茅草，塞到钟清清手里，笑着比了个“煮水”的动作。
接下来的日子，两人迅速融入了勐拉镇的节奏。每天天刚亮，姜国栋就换上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揣着身份证明去镇民兵武装部报到。
武装部在镇中心的两层小楼里，楼下值班室摆着一张旧藤椅，墙上挂着“边境巡查路线图”，边角已经卷了边；楼上是档案间，堆着半人高的旧文件。
部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兵，叫李建国，左额角有一道浅疤，是早年剿匪时留下的，见姜国栋“从内地来投奔亲戚，想找份轻活落脚”，没多盘问，只安排他每天整理档案、守值班室电话，偶尔去街上转一圈“看看有没有闹事的”。
这份“清闲”的工作，恰好给了姜国栋观察的机会。整理档案时，他会特意留意近五年的人员登记册——外来人口里，哪些人频繁往返边境，哪些人职业栏填“贸易”却查不到进货记录；去街上巡查时，他会绕到镇东头的交易市场，看商贩们的交易方式：正常买卖会当面清点货物、算清价钱，而有些交易却透着古怪——
有次他看到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把一个铁皮盒塞给戴银项圈的缅族女人，女人接过盒子没说话，转身就钻进了无牌摩托车，往边境线方向开去。
姜国栋没追，只记下男人夹克袖口的破洞和摩托车的红色尾箱——这些细碎的细节，说不定就是解开谜团的钥匙。 钟清清则去了镇街道办，被分配到楼上整理旧档案。
街道办是座竹楼，楼下办事窗口总围着居民，要么开户口证明，要么反映邻里矛盾，叽叽喳喳的方言里夹杂着汉语；楼上档案间却很静，只听得见窗外的鸟鸣和纸张翻动的声响。
她要整理的档案大多是积压的旧文件，有居民信息登记表、卫生检查记录，还有几叠涉及边境小额贸易的票据。
这些票据比想象中混乱：有的写在芭蕉叶上，叶子早已干脆，一碰就掉渣；有的用铅笔写在烟盒纸上，字迹被水渍晕得模糊；还有几张是用傣文或缅文写的，她一个字也不认得。
有天上午，她对着一张画满符号的票据皱眉，楼下的李姐上来送水，笑着说：“这些都是十几年前的老账了，当时记账的人随便写，你随便整整就行，没人看的。
”可钟清清没敢“随便”——姜国栋说过，越是混乱的地方，越可能藏着线索，这些看似无用的旧票据，或许藏着过去的秘密。
周伟来得很有规律，大多在傍晚时分，拎着一兜本地产的酸角，借口“找老战友喝酒”。
两人坐在院子的八仙桌旁，看似聊天气、说镇上的新鲜事，实则在交换情报。
“今天在镇西头看到个北方人，问‘兴发杂货铺’在哪。”周伟剥着酸角，声音压得很低，眼神却瞟着院门口，“那铺子老板是缅甸人，平时很少露面，我跟着看了会儿，那人进去半个钟头才出来，手里多了个黑布包。”
姜国栋端着搪瓷杯，指尖在杯沿敲了敲：“我昨天整理档案时，看到过‘兴发’的登记，五年前换过老板，新老板的身份信息很模糊。”
钟清清坐在旁边择菜，看似没留意，却把每句话都记在心里——周伟带来的碎片信息，正慢慢拼凑出线索的轮廓。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三的上午。钟清清从档案间最里面的木箱里翻出一堆更旧的票据，箱子打开时还掉出了几只潮虫，纸张上满是霉斑和虫蛀的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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