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碾过镇口坑洼的土路时,姜国栋指尖无意识地攥紧了衣袋里的新身份证明——
风里裹着的气息比畹町复杂得多,既有傣家竹楼飘出的香茅草与烤鱼的混香,又掺着骡马踏起的尘土味,还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边境特有的紧张感。
勐拉镇像被打翻的百宝箱,各色人等在街巷里穿梭:穿靛蓝筒裙的傣家妇女蹲在路边卖菠萝蜜,用半生的汉语吆喝“甜得很”;戴斗笠的景颇族山民背着竹篓,篓里露出野生菌的褐色菌盖,正与穿卡其布褂子的商贩比划着议价;街角茶馆里,有人压低声音交谈,茶杯碰撞的脆响刚落,就被缅甸牌照摩托车的轰鸣盖过。
这里没有畹町的规整,混乱里却透着一股蓬勃的生机,而这种“生机”之下,恰恰可能藏着他们要找的线索。
镇子边缘的平房区很安静,房东是个年过六旬的傣族老人,名叫岩温,只会说几句零散的汉语,连比划带点头地领他们走进院子。
院墙是黄泥糊的,多处剥落露出里面的竹篾,院角的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色花瓣落了一地,沾着清晨没干的露水。
屋子分里外两间,里间摆着两张铺着粗布垫的木板床,外间有一张掉漆的八仙桌,桌腿用石头垫着才勉强放平,墙角堆着三个旧木箱,是岩温年轻时装杂物用的。
“住,安全。”岩温拍了拍姜国栋的胳膊,指了指院门口的压水井,又做了个“睡觉”的手势,意思是这里清净,不会有人打扰。
姜国栋递过租金,岩温接过时指尖有些颤抖,又从兜里掏出一把晒干的香茅草,塞到钟清清手里,笑着比了个“煮水”的动作。
接下来的日子,两人迅速融入了勐拉镇的节奏。每天天刚亮,姜国栋就换上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揣着身份证明去镇民兵武装部报到。
武装部在镇中心的两层小楼里,楼下值班室摆着一张旧藤椅,墙上挂着“边境巡查路线图”,边角已经卷了边;楼上是档案间,堆着半人高的旧文件。
部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兵,叫李建国,左额角有一道浅疤,是早年剿匪时留下的,见姜国栋“从内地来投奔亲戚,想找份轻活落脚”,没多盘问,只安排他每天整理档案、守值班室电话,偶尔去街上转一圈“看看有没有闹事的”。
这份“清闲”的工作,恰好给了姜国栋观察的机会。整理档案时,他会特意留意近五年的人员登记册——外来人口里,哪些人频繁往返边境,哪些人职业栏填“贸易”却查不到进货记录;去街上巡查时,他会绕到镇东头的交易市场,看商贩们的交易方式:正常买卖会当面清点货物、算清价钱,而有些交易却透着古怪——
有次他看到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把一个铁皮盒塞给戴银项圈的缅族女人,女人接过盒子没说话,转身就钻进了无牌摩托车,往边境线方向开去。
姜国栋没追,只记下男人夹克袖口的破洞和摩托车的红色尾箱——这些细碎的细节,说不定就是解开谜团的钥匙。 钟清清则去了镇街道办,被分配到楼上整理旧档案。
街道办是座竹楼,楼下办事窗口总围着居民,要么开户口证明,要么反映邻里矛盾,叽叽喳喳的方言里夹杂着汉语;楼上档案间却很静,只听得见窗外的鸟鸣和纸张翻动的声响。
她要整理的档案大多是积压的旧文件,有居民信息登记表、卫生检查记录,还有几叠涉及边境小额贸易的票据。
这些票据比想象中混乱:有的写在芭蕉叶上,叶子早已干脆,一碰就掉渣;有的用铅笔写在烟盒纸上,字迹被水渍晕得模糊;还有几张是用傣文或缅文写的,她一个字也不认得。
有天上午,她对着一张画满符号的票据皱眉,楼下的李姐上来送水,笑着说:“这些都是十几年前的老账了,当时记账的人随便写,你随便整整就行,没人看的。
”可钟清清没敢“随便”——姜国栋说过,越是混乱的地方,越可能藏着线索,这些看似无用的旧票据,或许藏着过去的秘密。
周伟来得很有规律,大多在傍晚时分,拎着一兜本地产的酸角,借口“找老战友喝酒”。
两人坐在院子的八仙桌旁,看似聊天气、说镇上的新鲜事,实则在交换情报。
“今天在镇西头看到个北方人,问‘兴发杂货铺’在哪。”周伟剥着酸角,声音压得很低,眼神却瞟着院门口,“那铺子老板是缅甸人,平时很少露面,我跟着看了会儿,那人进去半个钟头才出来,手里多了个黑布包。”
姜国栋端着搪瓷杯,指尖在杯沿敲了敲:“我昨天整理档案时,看到过‘兴发’的登记,五年前换过老板,新老板的身份信息很模糊。”
钟清清坐在旁边择菜,看似没留意,却把每句话都记在心里——周伟带来的碎片信息,正慢慢拼凑出线索的轮廓。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三的上午。钟清清从档案间最里面的木箱里翻出一堆更旧的票据,箱子打开时还掉出了几只潮虫,纸张上满是霉斑和虫蛀的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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