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溪，老家在云贵交界处一个叫牛角寨的山村里。那是九十年代末，我刚上小学二年级。我们寨子那时候还保持着完整的土葬习俗，人过世后要在堂屋停灵三天，亲戚朋友轮流守夜，直到第四天清晨才抬上山安葬。
那年秋天，寨子东头的李老奶过世了。李老奶是我们寨子里最年长的老人，据说已经九十三岁。按寨子里的规矩，这样的高寿老人过世算是“喜丧”，全寨子的人都要去吃“白事饭”，送老人最后一程。
那天下午放学，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往家走。刚走到寨口，就看见大伯母站在我家院坝里跟我妈说话。
“小溪回来啦！”大伯母看见我，招了招手，“走，跟大伯母去李老奶家吃饭。”
我愣了一下，转头看我妈。我妈正在晾衣服，头也不回地说：“去吧，我跟你爸晚点过去，你先跟大伯母去。”
我其实不太想去。李老奶家我去过几次，她总是一个人坐在竹椅上，眼睛浑浊地望着门外，说话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但寨子里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听大人的话，我只能点点头，放下书包跟着大伯母走了。
李老奶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院子里搭起了临时灶台，几个婶婶正在忙碌地准备饭菜。堂屋的门大开着，里面传出阵阵诵经声和哭声。我们寨子有个说法，小孩子眼睛干净，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所以白事场合一般不让小孩靠近灵堂。
但大伯母似乎忘了这个规矩，她拉着我的手径直穿过院子，进了堂屋侧边摆放桌椅的地方。那里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寨子里的亲戚邻居。唐姐——大伯母的女儿，我的堂姐，正坐在角落里低头玩自己的辫子。
“唐姐也来啦！”我高兴地跑过去挨着她坐下。唐姐比我大两岁，平时总带我玩。
大伯母去帮忙端菜了，我和唐姐坐在一起等着开饭。堂屋正中停着李老奶的棺材，棺材盖还没盖上，但我坐的角度看不见里面。前来吊唁的人轮流走到棺材前鞠躬、烧纸，空气中弥漫着香烛和纸钱燃烧的味道。
“你怕不怕？”唐姐小声问我。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有一点。”
“我也怕。”唐姐说，“但我妈说李老奶是好人，不会害我们的。”
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几个中年汉子走进来，为首的是李老奶的大儿子，我们都叫他李伯。他们围在棺材边低声商量着什么，然后有人喊：“时辰到了，盖棺了！”
堂屋里的女眷们顿时哭声大作。按照习俗，盖棺前亲属要最后看一眼逝者。李伯红着眼睛，示意大家排队上前。
大伯母匆匆走过来，一只手捂住唐姐的眼睛，另一只手似乎想捂我的，但迟疑了一下又收了回去。我就那么愣愣地坐着，看着大人们一个个走到棺材前，鞠躬，哭泣，再退开。
轮到我们这些小孩了。大伯母拉着唐姐上前，手始终捂着她的眼睛。我跟在后面，没人注意到我。当我走到棺材前时，正好看见李老奶的脸。
那是一张蜡黄的脸，像陈年的宣纸，又像融化后又凝固的蜡。眼睛闭着，嘴唇微微张开，能看到里面黑乎乎的。寿帽戴得有些歪，几缕稀疏的白发从帽檐漏出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表情——似乎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但又不像是在笑，倒像是面部肌肉僵硬后形成的奇怪模样。
我只看了两三秒钟，就被后面的人挤开了。但那张蜡黄色的脸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晚饭是八菜一汤，有腊肉、土鸡、豆花，都是寨子里办白事的标准菜式。大人们边吃边聊着李老奶的生平，说她年轻时多么能干，一个人能背一百斤的苞谷走十里山路；说她心肠好，困难时期偷偷接济过寨子里好几户揭不开锅的人家。
我埋头吃饭，不太敢插话。那张蜡黄色的脸总在我眼前晃。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大伯母要留下来守夜，让唐姐的舅舅送我们回家。走到半路，唐姐突然问我：“你看见李老奶了吗？”
我点点头。
“啥样？”
“脸黄黄的，像...像蜡做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唐姐打了个寒颤：“幸好我没看见。我妈说小孩看了要做噩梦的。”
那天晚上，我果然做了噩梦。梦见李老奶从棺材里坐起来，蜡黄的脸对着我笑，招手让我过去。我吓得转身就跑，却怎么也跑不快，眼看她的手就要碰到我的后背...
我尖叫着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爸妈中间。原来我妈半夜不放心，把我从自己房间的小床抱到了他们的大床上。月光从半开的窗户照进来，在水泥地上投出一块白斑。我紧紧抱住妈妈的胳膊，过了好久才重新入睡。
李老奶是三天后下葬的。那天凌晨五点，天还没亮，寨子里就响起了鞭炮声和唢呐声。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抬棺上山必须在日出之前完成。
我爸妈都去送葬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睡觉。醒来时已经日上三竿，爸妈还没回来。我独自吃了早饭，搬了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写作业。直到中午，送葬的队伍才陆陆续续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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