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城，这座名列“崇祯十七年四城一堡”防御体系的雄关，静静地矗立在辽南前沿。
它最直观的压迫感来自其巍峨的城墙——高达四丈，这个高度超越了普通云梯的极限，迫使任何意图攀爬的敌军都必须事先建造笨重而缓慢的攻城楼车，从而暴露在守军猛烈的远程火力之下。
与它的高度相匹配的，是城内一种刻意维持的、近乎纯粹的军事化生态。
由于常年处于对抗建奴的第一线，风险极高，寻常百姓自然望而却步。城内常住人口长期维持在五千至一万之间，且其中绝大多数并非普通居民，而是随军家属、军器工匠、后勤役夫，几乎人人皆与军事相关。
真正在此安家落户的平民百姓，常年只有二百到三百户，他们早已习惯了烽火号角，生活与城防深深绑定。
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带来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后勤压力的极度简化，以及物资储备的惊人高效。
朝廷为耀州城设定的储备标准，是参照“容纳二十万难民、五万守军及一万战马”的极限规模来执行的。
因此，它的府库与地窖中，粮秣、草料、药材的储量极为庞大，足以支撑城内实际人口消耗数年之久，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陆地粮船”。
更关键的是，耀州城并非单纯依赖外部输血的堡垒。
城内设有完备的水锻工坊，利用水力驱动锤砧，能够持续不断地锻造兵器、修补甲胄、制造箭镞与火器零件。
这使得耀州城即使在对外联络被完全切断的围困中，仍能维持相当长时间的自持力，将城池化为一个集坚壁、粮仓、兵工厂于一体的超级要塞。
杨御蕃率军进驻耀州城，登上四丈高的城墙环视全城与远方旷野后，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既非加固城墙，也非立即出城清野，而是令所有辅兵与军械官，全力清点并囤积三样东西：铁料、火药与各类粮种。
这一决策，源于他对耀州城本质的洞见。此城的设计初衷，便是一座能够在绝境中长期自持的超级堡垒。
水源？
毫不匮乏。城池紧邻辽河支流，引水渠道完备；城内更有数百口深井，星罗棋布，即便被长期围困，也绝不致断水。
粮食生产？
拥有令人惊异的基础。由于常年人口稀少，城内竟保留着成片的大面积农田，为极致利用空间、实现最大程度自给而开辟的“军屯内田”。这些田地平时由军属耕种，战时便是守军最可靠的生命线。
杨御蕃看重的正是这点。耀州城庞大的储粮足以支撑数年，但若想成为一颗真正“啃不烂、耗不死”的铜豌豆，必须让这座堡垒活起来，循环起来。
耀州城不需要在野战中取胜，它需要做到的，是在未来可能到来的、漫长的围城战中，成为一个既能挥出铁拳，又能自己造血的可怕存在。
敌人面对的不是一座单纯的军事要塞，而是一座拥有完整新陈代谢能力的钢铁生态。囤积铁与火，是为了御敌；囤积种子，则是为了在时间的长跑中，彻底拖垮敌人。
当多尔衮的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们将看到的，是一座沉默、坚韧且深不见底的堡垒。
耀州城对于南下的清军而言，是一个无法忽视、更无法绕行的钢铁路障。
其位置卡在关键的进军路线上，若清军主力试图无视它继续深入，不仅会将漫长的补给线暴露在守军刀锋之下，更将面临一个致命的威胁——据城而守的杨御蕃，手中握有一支足以致命的机动力量。
一旦后方空虚，这位以悍勇着称的统帅，极可能毫不犹豫地率领精锐骑兵倾巢而出，直插清军后方，甚至威胁其辽沈根本。因此，对于多尔衮来说，拔除耀州，是南下之前必须完成的、最艰苦的开门之战。
正当杨御蕃与刘源清、祖大弼在城防地图前推演，商讨着如何利用骑兵袭扰、夜不收渗透、乃至在敌军眼皮底下轮作农田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恶心”和消耗清军时，来自督师行辕的紧急塘报与浩荡援军，几乎同时抵达。
袁崇焕在得到朝鲜、日本两支援军，极大缓解了正面兵力与侧翼守备压力后，当机立断，调整了全盘部署。
他将原计划用于机动策应的两支劲旅——悍将唐通与祖宽——连同他们麾下久经战阵的两万关宁铁骑，以及紧急动员的一万熟悉地形的辽地青壮，全部调往耀州方向。
与这些生力军一同运抵的，是规模惊人的补给：堆积如山的精铁锭，足以让耀州的水锻工坊全力运转数月；满载粮草的骡马大车，进一步夯实了这座巨城的储备底线。
传令的军校向杨御蕃呈上督师手令，上面只有一句力透纸背的话：“耀州乃棋眼，予尔增兵添甲，望成不可撼动之铁砧，待锤而击。”
杨御蕃抚掌大笑，对刘、祖二人道：“督师真知我也！有此雄兵坚甲，耀州便不是一颗‘钉子’，而是砸向建奴脑门的铁拳了！传令下去，援军即刻按预案入驻各堡，精铁入库，粮秣清点。唐、祖二位将军所部骑兵，暂于瓮城内隐蔽休整，听候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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