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钧的工作持续了整个上午。他将陈默圈定的那些涉及娱乐场所的失踪案逐一提取出来，在电脑上建立了一个简易的数据库。字段包括：案件编号、失踪者姓名、年龄、失踪日期、最后出现场所名称、场所类型、场所地址、以及场所当时的经营者或负责人。
随着一条条数据被录入，一个模糊的网络开始显现。这些场所分布在云城各个区，看似杂乱，但张钧发现，其中有三个场所的注册法人或负责人，虽然名字不同，但留下的联系号码存在重叠。其中一个号码，出现在一家名为“夜旋律”歌舞厅（已停业）和一家“动感地带”台球室（已转让）的登记信息上。
“陈老师，您看这个。”张钧将筛查结果指给陈默，“这个138开头的号码，同时关联了两家场所，时间上前后相差大概四年。”
陈默看向屏幕：“查这个号码的机主信息。”
张钧立刻在系统内查询，结果显示：“号码已停机，原机主登记名为‘赵建国’，身份信息经核验为虚假。”
又是一个假身份。陈默并不意外，这反而加深了他的怀疑。能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经营多家娱乐场所，并且使用虚假身份，这本身就意味着不寻常。
“把包含这个号码的所有场所信息，以及在这些场所失踪的人员信息，单独列出来。”陈默指示道。
张钧迅速操作，筛选出了五个失踪案，时间跨度从十四年前到七年前，涉及两家歌舞厅、一家私人影院、以及两家台球室。这五名失踪者的年龄在十六岁到二十二岁之间。
就在这时，陈默的电话响了，是刑侦支队的老吴。
“陈默，你让我查的东西，有点眉目了。”老吴的声音带着一丝严肃，“我们粗略过了一遍，符合你所说年龄段的未破命案和失踪转命案，有二十几起。其中，有六起案件，受害者的遗体被发现时，虽然死亡原因和发现地点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的随身物品，尤其是能够证明身份的物件，比如身份证、学生证、钱包里的证件照，都不见了。不是简单的抢劫，因为其他一些不值钱的首饰或者小额现金有时还在。”
“身份标识被刻意移除……”陈默重复道，眼神锐利起来，“这六起案件的发现地点和时间呢？”
“地点很散，城郊结合部的荒地、河道、垃圾场都有。时间嘛，从十一年前到四年前，断断续续。”老吴补充道，“当时办案的兄弟单位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但因为缺乏其他有力的并案证据，比如统一的作案手法、DNA或者指纹关联，所以基本都是作为独立案件处理的。怎么，你觉得这些和你查的失踪案有关？”
“可能。”陈默没有把话说死，“老吴，把这六起案件的详细卷宗编号发我，另外，重点查一下这六名受害者失踪前的活动轨迹，看看她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不是也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娱乐场所，或者……有没有可能，她们也曾经出现在张钧刚刚筛选出的那五家场所附近。”
“行，我安排人去核对。”老吴答应下来，“你小子，是不是摸到什么线头了？”
“还不确定，只是觉得太散了，散得有点刻意。”陈默说道。
挂断电话后，陈默将老吴提供的信息告诉了张钧。张钧立刻将那六起命案的编号录入系统，开始尝试调阅电子卷宗，同时准备将受害者信息与那五家场所的位置、营业时间进行交叉比对。这是一个繁琐且工作量巨大的过程。
陈默则重新拿起那份孙小玲的卷宗。孙小玲失踪案，并未出现在张钧刚刚筛选出的那五家场所关联名单里，她最后去的是“星河私影”。而“星河私影”的老板刘德贵已经病故。
他沉思片刻，对张钧说：“除了经营者，这些娱乐场所的员工，尤其是工作时间比较长的老员工，也可能知道一些情况。想办法找找这些已经关闭的场所的离职员工名单，或者通过当时可能存在的招聘记录、劳务纠纷记录来查找。特别是‘星河私影’的。”
张钧面露难色：“陈老师，这些场所很多都关闭多年，人员流动又大，恐怕……”
“我知道难度大，先试试看。”陈默说道，“尤其是‘星河私影’，它两次出现在我们的名单里，刘德贵死了，但他手下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明白了。”张钧深吸一口气，开始尝试新的查询思路，比如通过工商登记的雇员信息（部分早期记录可能有）、或者寻找这些场所关闭时可能存在的员工安置或遣散记录。
下午，刑侦支队老吴那边传来了新的消息。经过初步核对，那六起命案中，有两名受害者最后的手机信号消失基站位置，分别位于“夜旋律”歌舞厅和那家“动感地带”台球室所在区域的基站覆盖范围内。虽然不能百分百确定她们当时就在场所内，但地理位置的关联性已经显着增强。
“另外，”老吴在电话里说，“我们重新翻阅了这六起命案的物证记录。其中三起，在受害者衣物或者随身物品上，发现了微量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纤维，当时因为无法溯源，也没有比对样本，就作为一般物证封存了。这种纤维不是常见的棉麻或者化纤，初步判断可能是某种特定工艺生产的人造革或者仿皮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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