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部的办公区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气味——打印机的热风、咖啡因、以及若有若无的焦虑。在这个以男性工程师为主的电力设计院里，光线被百叶窗切割成条状，落在排列整齐的工位上，像某种无形的牢笼。
李光明坐在靠窗的第四个位置，已经三年了。
早晨八点四十五分，他像往常一样提前到岗，擦干净桌子，整理好图纸，把几本厚厚的专业书籍垒在左手边，像一道小小的防御工事。他的动作轻柔有序，仿佛怕惊扰了空气中的尘埃。那副金属框眼镜后的眼睛，总是微微低垂，避免与人对视。
“书生气太重。”这是部门主任王建斌第一次见到李光明时给出的评价，语气里的不满多于赞赏。
李光明确实像个书生——说话永远轻声细语，衬衫纽扣总是扣到最上面一颗，办公桌上除了文件就是《风力发电场设计规范》《光伏电站系统设计》之类的专业书。他毕业于国内顶尖的华北电力大学，专业知识扎实，图纸画得无可挑剔，却总在部门会议上沉默得像一把空椅子。
周五的部门例会，王建斌照例坐在长桌顶端，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那双手粗壮有力，手背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据说是早年下乡时留下的。
“甘肃那个风电项目，基础设计有问题。”王建斌的声音不高，却让整个会议室瞬间凝固，“谁做的初步计算？”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李光明。他微微直起身，喉结滚动了一下：“是我，王主任。但我反复校核过，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王建斌打断他，像猫捉老鼠般眯起眼睛，“现场反馈，基础混凝土量比同类项目高出百分之十五。你知道这意味着多少浪费吗？”
李光明的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他张了张嘴，想解释那片区域地质条件特殊，需要增加基础稳定性，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三年来，他学会了在这种时刻保持沉默——反驳只会招来更猛烈的打击。
“年轻人，书本和现场是两码事。”王建斌的语气突然变得“语重心长”，那是他惯用的伎俩——在公开场合将技术问题转化为个人能力问题，“你们这些高材生，总以为读了几年书就什么都懂了。”
会议室里有人低下头，有人假装记录，没有人敢与李光明对视。在这个部门，王建斌的权威像一堵无形的墙，隔绝了所有可能的声援。
李光明的脸更红了，那是一种灼热的、无法隐藏的羞赧。他的脸皮薄得像宣纸，一点批评就能染透。有一次，同事小赵私下说：“光明，你得学会厚脸皮一点，在王主任面前，脸皮薄就是自寻死路。”
他试过改变，但骨子里的教养让他无法做到当众争吵、强词夺理。他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从小教他的是“有理不在声高”、“君子矜而不争”。在如今的处境下，这些教诲显得如此苍白。
会议结束后，李光明快步走回座位，几乎是小跑。他需要那排书籍构筑的屏障，需要那个靠窗的角落。经过三年磨练，他早已学会如何迅速逃离令人窒息的场景。
“光明，别往心里去。”对面的老张递过来一杯刚泡的茶，“甘肃那个项目，你的计算没有问题，增加混凝土量是必要的安全储备。”
老张是部门里少有的敢偶尔为李光明说话的人，但他明年就要退休了，早已不复当年的锐气。
“我知道，谢谢张工。”李光明接过茶杯，热气氤氲了他的镜片。
他想起刚来部门时的情景——那时他满怀憧憬，带着一流大学的毕业证书和一本《电力人的使命》。面试时王建斌对他很满意，称赞他“专业扎实，是可造之材”。谁知入职后一切都变了样。
后来他才知道，自己“错”在几个地方：一是毕业于名校却毫无背景，二是性格温和不善争斗，三是不懂得阿谀奉承。在王建斌的权力版图上，这样的人最适合放在脚下——既不会反抗，也不会构成威胁。
午休时，李光明收到一条微信，是妻子杨小雨发来的女儿视频。一岁半的咿咿呀呀学语，对着镜头叫“爸爸”。他的眼眶突然发热，赶紧起身走向楼梯间。
在空无一人的楼梯间，他望着窗外林立的高楼，第一次认真思考离职的可能。这个念头像一只困兽，在他心里左冲右突。
“怎么了？挨批了？”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李光明慌忙擦了下眼角，回头看见经营部的刘副总。刘副总曾和他父亲是同学，算是院里唯一知道他背景的人——李光明的父亲早逝，母亲病退，家里没有任何可以倚仗的资源。
“没有，就是透透气。”李光明勉强笑笑。
“听说你们部门那个风电项目，你的处理其实很专业。”刘副总拍拍他的肩膀，“坚持住，王主任这种人，哪里都有。”
这种安慰比批评更让人难受——它确认了你的正确，却也默认了你的无力。
下午三点，王建斌把李光明叫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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