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松的办公室在十五楼，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他手里握着刚刚打印出来的辞职报告，纸张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这是他在XX电力设计院国际工程部的第十一年。
桌上的图纸铺展开来，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数字构成了一座遥远的变电站。菲律宾马尼拉郊外，那是他上个月刚完成的设计项目。图纸右下角是他工整的签名：沈松，2018.10。他盯着自己的签名看了许久，想起第一次在这间办公室签下名字时的激动。
那时他刚从东南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怀揣着对电力设计的热爱走进这栋大楼。导师曾说他有一双“天生就该干这行的手”——修长、稳定，对线条和比例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
“沈工，还不下班？”助理小赵探头进来。
“马上，还有点东西要收拾。”沈松勉强笑了笑。
小赵注意到他桌上的辞职报告，愣了一下，随即轻轻带上门离开。
沈松拉开抽屉，翻出一本旧相册。第一张照片摄于2007年，他站在设计院大门前，白衬衫被风吹得微微鼓起，脸上是未经世事的灿烂笑容。那时的他相信，找到热爱的事业就能支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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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沈，国际部的项目不比国内，每一个细节都要经得起推敲。”八年前，部门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本厚厚的项目书，“斯里兰卡的输变电工程，你来做主设。”
那是他第一次独立负责国际项目。连续三个月，他吃住在办公室，对着英标、美标和国标反复比对。为了一段接地线的设计，他查阅了二十多篇文献，直到找到最优解。
项目成功那天，他在办公室睡了一整天。醒来时，夕阳西斜，金色的光芒洒满桌面。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能做着自己热爱的事，还能养活自己。
那时的他还没意识到，热爱的背面，都标着价格。
转折发生在2014年。女儿出生，妻子产后身体虚弱，需要人照顾。与此同时，设计院国际部的项目激增，他频繁出差，最长的一次在印尼待了四个月。
回国那天，女儿已经会翻身了，看见他就哭。妻子默默收拾着行李，背影僵硬。那天晚上，他发现妻子一直在吃抗抑郁药物。
“你热爱你的工作，那我呢？”妻子轻声问，“我和孩子，在你心里排第几位？”
他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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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震动起来，是妻子发来的消息：“谈完了吗？晚上回来吃饭吗？”
“一会儿就回去，辞职报告已经打好了。”他回复。
窗外开始下雨，雨滴顺着玻璃滑下，划出一道道扭曲的痕迹。他想起在孟加拉国工地的那场暴雨。那是2016年，他作为设计代表驻场三个月。热带雨季的雨像是从天上倒下来，工地变成泥潭。
当地工人在泥泞中铺设电缆，他跟着在现场一遍遍核对图纸。项目经理是当地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对他说：“沈先生，你们中国人真拼命。”
他苦笑。不是拼命，是责任。国际工程的设计费动辄上亿，一个细节错误就可能导致数百万的损失。热爱在责任面前，早已退居二线。
那天晚上，他在工棚里发高烧，迷迷糊糊中想到的是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费。曾经以为设计是艺术，后来明白设计是商品；曾经以为工程是梦想，后来明白工程是生意。
第二次想转行是在去年。大学同学聚会，当年成绩远不如他的人，有的开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有的转行做金融，都在谈论着投资回报率。只有他，还在为一根电缆的选型熬夜。
“老沈，以你的能力，早该是副总工了。”同学醉醺醺地说，“就是太老实，不会争取。”
他笑笑没说话。不是不会争取，是心中有道坎——总觉得设计是神圣的，不该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然而现实是，他的工资条上的数字，已经三年没有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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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屉深处，有一本他偷偷画的速写本。那是他在各个工程项目间隙画下的——巴基斯坦街头的小贩、埃塞俄比亚高原的日落、菲律宾渔村的孩童。这些画充满生气，与办公室里那些精确到毫米的图纸形成鲜明对比。
绘画是他从小的爱好，当年为了“稳妥”，选择了工科。父亲说：“画画能当饭吃吗？”
如今他明白了，热爱真的不能当饭吃。但讽刺的是，没有热爱的饭，也吃得索然无味。
最后一次下定决心，是因为女儿的钢琴课。老师夸女儿有天赋，建议加课，费用翻倍。他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的收入，无法同时支撑房贷和女儿的教育。
那天晚上，他接了个私活——帮一家新成立的设计公司审核图纸。三个晚上的工作，报酬相当于他在设计院半个月的工资。
“沈工，像您这样的资深工程师，来我们这里年薪至少翻倍。”对方公司的老板亲自给他倒茶，“设计院是好，但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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