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禄站在外城新筑的了望台上，手里攥着用桐油浸过的羊皮水文记录册。这是他接手集市管理的第七个年头，也是家族来到这片山谷的第三十三个夏天。雨水顺着了望台的茅草檐边淌下来，在泥地上砸出密密麻麻的小坑。
从五月开始，这雨就没真正停过。
不是那种瓢泼大雨，而是绵密、持久、让人骨头发冷的细雨。偶尔放晴半日，天空仍是铅灰色的，仿佛一块吸饱了水的厚毡子悬在头顶，随时又能拧出水来。阿勒河的水位已经涨到了往年秋汛的高度，而眼下才刚刚入夏。
他翻开记录册。父亲杨亮坚持了三十三年的习惯：每天清晨和黄昏各记录一次水位。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在河岸固定木桩上刻尺度，用麻绳系石块沉入水中测量深度。羊皮纸上一行行数字，有些墨迹已经晕开，但依然能看出规律：过去二十天，水位涨了四尺三寸。
“大少爷。”
了望台木梯传来嘎吱声，上来的是老船工马龙。这老头子快六十了，背有些佝偻，但眼睛还亮得很。他摘下滴水的斗笠，抹了把脸：“上游下来的漂木比往年多，刚才见着一整棵杉树，根须都还在。”
杨保禄点点头，目光没离开河面。河水浑黄，卷着草屑、断枝，还有牲畜的粪便——那是上游村庄来不及清理的。水流的速度肉眼可见地变急了，撞在码头木桩上发出沉闷的砰砰声。
“父亲怎么说？”他问。
“老爷让把三号泊位的船都移到东岸湾子里去。”马龙顿了顿，“还说……让您再去查一遍牧草谷的排水渠。”
杨保禄合上册子。他知道父亲在担心什么。
杨家刚到这里的前十年，遇到过两次像样的洪水。一次是来的第三年春天，融雪加上连阴雨，小河漫出来淹了刚开出来的三亩菜地。另一次是第十一年，阿勒河水位暴涨，冲垮了当时简陋的码头平台，还卷走了两间临时货棚。但那些跟眼前的情形比起来，似乎都算不上什么。
真正让杨保禄在意的是粮食。
他转身走下了望台，牛皮靴踩在浸透雨水的泥地上，每一步都陷进去半寸深。外城的街道用碎石铺过，但低洼处已经积了水，泛着浑浊的泡沫。几个庄客正用木桶往外舀水，看见他过来，直起身抹汗。
“大少爷，南边那段路又淤了。”
“加派人手，天黑前必须疏通。”杨保禄脚步不停，“去工坊找弗里茨，就说我让调十个人过来。”
“是。”
穿过集市区时，他注意到几家商栈的门槛都用沙袋堵上了。康拉德家的石头仓库门口堆着半人高的土袋，那老施瓦本人正带着两个儿子用木槌夯实。看见杨保禄，康拉德放下槌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大少爷，这雨再下下去，货怕是要受潮。”
“地窖垫高了吗？”
“垫了，三层木板加石灰。”康拉德抬头望望天，“我在老家经历过一次大水，也是这么个下法，整整四十天。后来莱茵河改道，半个村子都没了。”
杨保禄没接话。他想起父亲常说的话：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着相似的韵脚。
内城的木门敞开着，守门的庄丁披着蓑衣站在雨棚下。见到杨保禄，一人上前低声道：“老爷在藏书楼。”
杨亮站在藏书楼二层的窗前，背着手看雨。他今年六十八了，头发白了大半，听见脚步声，他没回头：“牧草谷的渠查过了？”
“查了。”杨保禄走到父亲身侧，“新开的那三条支渠都畅通，谷口的水闸试了三次，启闭正常。但……”
“但排水速度跟不上入渗速度。”杨亮接过话，“我下午去看过，低处的燕麦田已经有积水迹象。”
窗外的雨又密了些，打在瓦片上沙沙作响。杨保禄顺着父亲的视线望去——穿过雨幕，能隐约看见牧草谷方向新垦的梯田。那些是他们花了四年时间，一寸一寸从荒滩和灌木丛里开出来的地。第一年种苜蓿肥田，第二年种黑麦，今年第一次试种冬小麦。如果顺利，明年秋天，庄园的粮食自给率能提高两成。
可现在，那些嫩绿的麦苗泡在黄水里。
“我们修的水利系统，是按过去三十年的平均降雨量设计的。”杨亮的声音很平静，但杨保禄听得出里面的紧绷，“今年这雨量，已经超出设计容量的三成。如果继续下去……”
他没说完，但杨保禄明白。
杨家现在有快三千多口人。每天要消耗的面粉、豆子、腌肉、菜干，是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数字。尽管这些年不断开荒，尽管改良了农具、引进了轮作制、甚至从威尼斯商人那里换来新作物种子，粮食依然紧巴巴的。牲畜的饲料大半要靠外购——从沙夫豪森买燕麦，从苏黎世买干草。一旦贸易中断，那些牛马就得挨饿。
而人比牲畜更脆弱。
“父亲，”杨保禄斟酌着词句，“要不要提前收割牧草谷的春燕麦？虽然还没完全成熟，但至少能保住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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