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第48年三月底，盛京工坊区。
杨定军站在铁匠坊的料棚前，手里拿着三把尺子。三把尺子并排摆在木板上，左边那把是汉斯铁匠坊日常用的，橡木条上刻着寸和分的标记；中间那把是木工坊老约翰的，杉木条，刻度比汉斯的密，但每一格的长度都不一样；右边那把是码头货栈的，最粗糙，直接在木条上用刀尖划的道子，深浅不一。
他把三块同样的铁坯料依次放在三把尺子下量。汉斯的尺子量出来是二寸三分；老约翰的尺子量出来是二寸五分；码头那把尺子量出来是二寸二分。三块料都是彼得前天在同一炉铁水里浇出来的，理论上应该一模一样，但在三把尺子的判决下，它们成了三个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问题。”杨定军对站在旁边的汉斯说。
汉斯今年六十了，胡子花白，手上还沾着早上打马蹄铁留下的黑灰。他低头看了看三把尺子，又看了看铁坯料，用大拇指的指甲在木尺的刻度上刮了刮。
“我的尺，跟了我三十年。从来没出过岔子。”
“不是你的尺出岔子，是所有的尺都没准。”杨定军把三把尺子收拢，捏在手里，“木工坊的寸比你的短，码头那把又比你的长。造出来的东西到了一起，不是大就是小。外销的铁犁头，科隆那边去年退回来三具，说犁壁弧度不对，装不上他们的木架。我去看了，是彼得打的，没问题——问题是科隆的木架用的是他们自己的尺，跟我们的尺差了两分。”
汉斯嗯了一声。他明白了——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规矩的问题。没有统一的规矩，各做各的，越做越散。
“怎么办？”
“铸铁为尺。”杨定军说，“做一套标准的量器。砝码、量尺、量杯，全部用铁铸，每人一件，每件编号。以后外量内量，就用这一把。谁的尺跟这套对不上，谁改。”
他转身朝水力工坊走去，围裙上还沾着木屑。汉斯看着他的背影，又低头看了看自己那把用了三十年的木尺，把它从腰带上解下来，在裤腿上擦了擦，放进了料棚的抽屉里。
三天后，杨定军带着图纸回到铁匠坊。
图纸画在一张上等的羊皮纸上，是他亲自用墨线描的。图上一共有四种量具：第一种是标准量尺，长一尺，寸、分、厘的刻度全用凸起的铁线铸出来，免得像木尺那样日久磨损；第二种是标准砝码，一套五件，分别是一斤、半斤、二两、一两、半两，每件的形状做成四方锥台，底部铸着编号；第三种是标准量杯，一套三件，容量分别是一升、半升、一合，杯口铸有倒水的尖嘴；第四种最特殊，是一块巴掌大小的铸铁方板，上面铸着“盛”字，四个角各有一个小圆坑，是用来给外销货物压印标记的钢印模。
“失蜡法。”杨定军把图纸摊在铁匠坊的中央铁砧台上，手指点了点量尺的刻度部分，“刻度是凸的，用木头雕模翻砂，精度不够。得用蜡模——先把尺寸在蜡片上刻准了，外面包砂，焙烧后蜡化了流出来，铁水灌进去，刻度一丝不走。”
彼得凑过来看。他是汉斯最得意的徒弟，手稳，眼里有尺。他看着图纸上标注的尺寸，用指尖比量了一下刻度线之间的间距，眉头微微皱起来。
“蜡模好刻，但蜡软，刻深了刻浅了，铸出来都不一样。”
“所以不用刀刻。”杨定军从怀里掏出一块硬蜡和一根细铁丝，“用烫的。铁丝烧红，按在蜡上，烫出来的槽深浅一致。刻度线宽半粒米，深也是半粒米，铁水流进去，凝固后就是半粒米高的凸起。”
彼得接过蜡块和铁丝，在旁边的木板上试了一下。铁丝在烛火上烧红，往蜡上一按，滋啦一声，烫出一道笔直的细槽，槽壁光滑，没有刀刻的毛刺。他拿卡尺量了量——深浅正好。
“行。”他说。
托马斯从熔炉那边走过来，肩上搭着一块湿麻布。他负责熔炼和浇铸，力气大，对火候的把握仅次于汉斯。他看了看图纸上的四套量具，又看了看料棚里的存货。
“一批料不够。量尺要熟铁，软，不崩刃；砝码要白口铁，重，耐磨；量杯要灰口铁，不漏水。三种料，三炉。”
“先铸量尺和砝码。”杨定军说，“量杯不急。汉斯师傅，你开炉，彼得做蜡模，托马斯备料。”
铁匠坊里忙活起来。彼得在工坊角落的清案上铺了一块平整的木板，把硬蜡片烘软，用擀木压成约两指厚的蜡板。然后用烧红的细铁丝，按照图纸上标注的间距，在蜡板上烫出一道道刻度槽。他的手腕极稳，每道槽的深浅全凭手感控制，烫完一条就用卡尺量一条，超差的就铲掉重烫。
量尺的蜡模做了整整两天。第三天，彼得开始做砝码的蜡模。他把蜡块 carved成四方锥台的形状，顶部留出一个小蜡芯，那是浇口。每个砝码的底面，他用一根特制的铁戳子烫出一个“盛”字和编号——“盛字壹号”到“盛字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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