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宇点点头，声音低沉却清晰：“我知道。”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身边残存的士兵，“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是行动的时候。”
他转身面向众人，声音不大，却压住了风声和远处的炮响：“向北平突围！不要丢下任何一个活着的人，尤其是那些学生兵——他们还没来得及长大，就为我们拼尽了命。”
话音刚落，一个传令兵跌跌撞撞冲进来，脸上全是灰土，手里攥着半张烧焦的地图：“报告！各部都在等命令……可没人知道该怎么走！”
赵登宇眉头一皱：“那就靠人跑！你带两个班，去通知二三大队，往北平方向撤！”
那传令兵点头，刚要走，又被赵登宇叫住：“等等，告诉他们——别乱跑，按原计划走，谁要是擅自改道，就是背叛兄弟！”
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耳光。
口口相传，如同滚雪球般变形：
“往北平撤”变成了“往固安撤”，
“跟着将军走”变成了“各自为战”。
最终，只有一个小队紧紧跟在他身后，其他人都在混乱中迷失了方向。
当队伍行至大红门时，天色已暗，风里夹杂着血腥味。
突然，一阵刺耳的枪声划破寂静——日军从沟壑、树丛、屋檐下猛然跃出，如鬼魅般扑来。
赵登宇拔出佩刀，第一个冲上前，怒吼：“跟我上！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他挥刀砍翻一名敌人，肩头却被子弹擦过，血染红了军装。
旁边的战士喊：“将军！快退后！”
他回头一笑，眼神如炬：“我退了，谁来带头？”
战斗越来越惨烈，子弹如蝗虫般飞舞，他的左腿中弹，跪倒在地，仍死死抱住一颗手榴弹，朝敌群掷去。
那一刻，他没有恐惧，只有愤怒与不甘。
他倒下的瞬间，右手还握着那把沾满血迹的刀，眼睛望向北平的方向——那里有母亲的老屋，有未归的孩子，有尚未熄灭的希望。
他没能站起来，但他的身影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后来有人说，那天黄昏，北平城外有一阵风特别冷，吹过战场时仿佛有人低声哭泣，又似一声呐喊穿透云层。
有人说那是赵登宇的灵魂还在守卫山河，也有人说那是天地为英雄默哀。
就在这一天，北平的天空阴云密布，像是大地也为这场牺牲垂首。
不到半天，南苑欧亚机场落入敌手，清河失守，沙河沦陷，整个北平陷入日军铁桶般的包围圈。
下午两点，闷热的会议室里连空气都像凝固了一般，窗外蝉鸣被压抑得只剩一声声沉闷的嗡响。军长宋哲元坐在主位上，脸色灰白，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角一道浅浅的划痕——那是他昨夜反复描画、又擦去的撤退路线图。
没人说话，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像是倒计时的丧钟。
副官低声问：“军座，下一步……怎么走？”
宋哲元没看他，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参谋长眉头紧锁，情报处长眼神涣散，几位师长低垂着头，仿佛连呼吸都不敢太重。
他知道，他们在等一句豪言壮语，等一个能点燃斗志的命令。可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慢慢站了起来，动作缓慢却坚定，像一座即将坍塌却仍不肯低头的山。
“我将 29 军军长之职，交予冯志安。”他说得极轻，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死水，“平津两地市长之职，由张自忠代理。”
话音落地，屋内一片死寂。有人猛地抬头，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有人眼眶泛红，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愤怒——他们以为他会拼到最后，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守住北平！
宋哲元没有解释，也没有多看任何人一眼，只留下一句：“我去保定。”
然后转身就走，脚步不急不缓，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
有人小声嘀咕：“他是去布防吧？至少还能稳住局面。”
另一人摇头：“不对，我看他是……跑了。”
后来才知道，宋哲元抵达保定后，并未召集将领部署防线，反而连夜写了一封电报，直送南京——那是辞呈，字迹潦草，情绪却异常冷静：
“战事至此，力竭难支，恳请准予辞职，以谢天下。”
消息传回北平，满堂哗然。
有人说：“这不是临阵脱逃吗？”
也有人说：“他不是怕死，是早就知道撑不住了。”
其实没人真正明白宋哲元心里想什么。也许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我不是不想打，是我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光了。
但无论动机如何，结果只有一个——
他把烂摊子扔给了别人，把责任推给了下一任，把血与火留给了那些还在坚守的人。
那一刻，北平的风似乎更冷了，不再是闷热，而是刺骨的寒意。
人们终于意识到：这场战争，不只是枪炮的较量，更是人心的试炼。
而宋哲元的选择，成了压垮最后一点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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