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继咸手握大军，开始了他的行动。先搞定吏员？不不不，先搞定那个“邪教”。
卢象升麾下近七万虎狼之师，以雷霆之势，迅速控制了运河沿岸所有关键闸口、码头、粮仓。
刀锋所指，一切喧嚣与反抗顷刻间冰消瓦解。短暂的武力震慑之后，局面暂时恢复了平静。
兵威已立，接下来便是新政的推行。手握如此雄厚的武力为后盾，漕运总督袁继咸终于得以摆脱性命之忧，开始施展他筹划已久的改革方略。
然而，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立刻动手整顿那些盘根错节的吏员体系——那固然是痼疾，但并非眼下最致命的毒瘤。
他的第一个目标，精准而狠辣地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敌人——那个如同水蛭般牢牢吸附在漕运命脉之上，借由百万漕工之手，暗中汲取帝国元气，甚至隐隐有架空朝廷之势的罗教。
“吏员贪墨，不过疥癣之疾；邪教蛊惑，实乃心腹大患！”袁继咸对卢象升及几位将领分析道，语气冷峻，“此教起源于山东，百余年来沿运河传播，如今已无孔不入。其教首被徒众尊为‘罗祖’，门下弟子辈分分明，组织严密。无数漕工、水手皆为其信徒，只听‘教头’号令，而非朝廷法度！”
“他们控制漕工生计，垄断雇役，操纵运价，甚至私下械斗，划分地盘，早已形成国中之国！更兼其教义混杂，妄称劫变，聚众诵经，夜聚晓散，实为动摇社稷之隐患！不先拔除此毒瘤，漕运永无宁日，新政亦寸步难行！”
袁继咸的判断得到了卢象升的高度认同。军事控制只是表层，思想与组织的控制才是关键。
于是，一场针对罗教的清剿行动，借助大军压境的威慑力，悄然又迅速地展开。
袁继咸的手段极为高明且凌厉：
发布檄文，定性邪教：他以漕运总督衙门名义，公开张贴告示，历数罗教“聚众惑乱、把持漕业、对抗官府、妄议劫变”等十大罪状，明确将其定性为“邪教”，勒令即日解散，不得再行聚众诵经、传播邪说。檄文由识字的军士在各码头、闸口反复宣读，从法理和舆论上剥夺其合法性。
武力威慑，直捣巢穴：卢象升派兵，直扑已知的罗教重要堂口、庵堂。对于敢于依据抵抗的顽固教首及核心分子，毫不留情，当场锁拿或格杀。缴获大量经卷、符箓、名册及财物。大军铁蹄之下，罗教表面的组织瞬间土崩瓦解。
分割瓦解，安抚底层：对于绝大多数被裹挟的普通漕工信徒，则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策略。宣布只要脱离罗教，不再信奉，安分运粮，则既往不咎。同时，袁继咸立刻推行之前被阻挠的“漕工登记造册、公平派役、保障工食”的新政，让漕工们切实感受到脱离罗教控制后，生计反而更有保障，从而从根源上瓦解罗教的社会基础。
切断财源，釜底抽薪：严查过去罗教通过控制漕工雇役、抽取份子钱、放印子钱等方式获取的灰色收入，一经发现，全部抄没充公，用于漕工福利和新政建设，彻底断其经济命脉。
那帮子罗教首脑及其核心党羽，自然绝不会坐以待毙。总督衙门的檄文和朝廷大军的刀锋，非但没能让他们屈服，反而激起了其困兽犹斗般的疯狂反扑。
教首王好贤凭借其多年经营的无上权威和末世劫变的蛊惑性教义，迅速将各地的狂热信徒召集起来。
他们暗中散发檄文，宣称官府倒行逆施，灭绝佛法，已至末劫之时，唯有奋起反抗，方能建立“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地上佛国。
其组织能力在此刻显现得淋漓尽致，加之漕运体系一度近乎瘫痪，大量失业漕工、水手被其裹挟。
短短半月之内，王好贤竟真的在运河沿线几处重要据点，啸聚起了号称十万之众的庞大队伍！
虽然其中多为乌合之众，但也不乏被蛊惑的亡命之徒和原罗教内部的武装骨干。他们打出旗号，公然对抗官府，甚至偷袭小股官军，抢夺粮草军械，气焰嚣张至极，已与公开谋反无异。
朝堂之上，闻讯的官员们一片哗然，多有惊呼“酿成大乱”、“逼迫过甚”者，甚至有人暗地里准备看袁继咸和卢象升的笑话，盘算着如何借此弹劾。
然而，朱由检的反应却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干脆、冷酷、且不容置疑。
他甚至没有召开廷议进行辩论，只是在看完最重要的几份军情奏报后，面无表情地提起朱笔，在一张空白的谕令上，批下了两个大字：“皆杀。”
卢象升接到这冰冷的两个字时，心中亦是凛然。他深知这意味着什么。他将圣旨传示诸将，李振彪、孙昌祚、吴大有、赵信、张莽等人看到那两个字，无不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
“陛下有旨！聚众谋逆者——皆杀！”
清江浦乃漕运咽喉，南北物资转换枢纽，时值初夏，本应是漕船如织、号子连天的繁忙景象，如今却被一种山雨欲来的死寂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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