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
自打从朱由检那里得了全套《永乐大典》，这位摄政王竟把军国大事都搁在了一旁，整日将自己关在书房，如饥似渴地沉浸在这片突如其来的知识海洋中。
虽然这套煌煌巨着里既没有蒸汽机的图纸，也没有光刻机的原理，更别提电子卫星与智能手机——这些超越时代的奇技淫巧。
但对此时文化底蕴尚浅的满清贵族而言，《永乐大典》中所记载的一切，已然是一座高不可攀的知识宝库。
其中所载的水利工程、水锻磨坊、造船技艺、农桑改良、天文历法……每一样都让他们大开眼界，又倍感艰难。
光是辨读那些佶屈聱牙的汉文典籍，理解其中深意，就耗费了他们大量时间。
几位识文断字的文臣被多尔衮召至麾下，日夜不停地译介讲解，往往一个简单的水车原理就要琢磨上好几天。
毕竟，底蕴尚浅，根基薄弱。
面对这座突然开启的文明宝库，这群关外来的征服者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刀剑可以夺取江山，但要理解和统治这片土地，他们需要学习的，还太多太多。
而且，那个远在关内的讨厌鬼——大明皇帝朱由检，仿佛算准了他研读《永乐大典》的进度，隔三差五便寄来一封亲笔信。
信纸上是朱由检那熟悉的、带着几分戏谑的笔迹：
“朕赠你的《永乐大典》，读至何处了？”
“可有所得？写篇心得体会给朕瞧瞧？”
最后，往往还要附上致命一击：“其中精妙之处，若实在难以领会……朕大可解释予你听。毕竟，你本就是个不通文墨的边野之人嘛。”
每一封信，都像一根精心打磨的软刺，扎在多尔衮心头最脆弱的地方。
他攥着信纸，额角青筋跳动，对着南方咬牙切齿地低吼：“朱由检——你这厮……！”
可怒吼之后，他却又不得不压下怒火，再次摊开那浩瀚如烟的典籍——他心知肚明，那个可恶的南方皇帝说得没错，在真正的文明积淀面前，他们引以为傲的武力，确实显得如此……粗野。
这一切，本就是朱由检精心设计的一场阳谋。
他深知，要实现北伐或彻底平定边患的宏图，一个安定的辽东是首要前提。
只有局势稳定，这片肥沃的黑土地才能被充分开垦，产出足够多的粮食，从而就地供养驻扎在辽东乃至支援关内的大明军队，彻底摆脱那耗费巨资、效率低下的漫长补给线。
历史的轨迹也迫使他做出如此选择。大明与满清在崇祯十七年、十八年这两年间，连续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战役。惨烈的厮杀让双方都元气大伤，无论是志在统一的朱由检，还是意图生存的多尔衮，都迫切需要一段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
于是，在盛京，从《永乐大典》中汲取的知识，最先被应用于最迫切的领域：改良盔甲兵器的制作工艺，以及提升土地耕作的效率。
广袤的辽东原野上，出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大量的汉人、满人，甚至被掳掠或雇佣来的日本人、罗刹人被集中起来，在这片富饶的黑土地上，依照典籍中更先进的方法，开始了大规模的垦荒与耕作。
昔日烽火连天的边境，暂时被开荒的吆喝声与锻造的锤击声所取代。
然而，此刻的朱由检绝不会想到，他为了经略北方而推行的辽东安定计划，竟在不久之后，阴差阳错地救了他自己，乃至整个大明王朝一命。
一场远比崇祯十年规模更大、波及更广、参与人数更多的巨大叛乱浪潮，从崇祯十九年开始，如同沉寂多年的火山，在大明帝国的腹地猝然爆发。
而掀起这场滔天巨浪的，并非活不下去的流民，而是那些被朱由检的改革深深触动了根基的士绅集团、盘踞地方的宗族大家、以及掌控基层的乡绅豪族。
这些昔日里道貌岸然、把持着地方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在皇帝持续不断的铁腕打击下——清丈田亩、严查税赋、财产公示——终于意识到，妥协与退让只会让他们失去更多。
他们决定，不再忍耐。
而这场席卷整个大明疆域的叛乱，并非新生的问题，而是帝国肌体中最为顽固、最根深蒂固的毒瘤，在被彻底清洗之前，所发起的最后一次疯狂反扑。
这场号称“清君侧”的叛乱，其声讨的对象名单长得惊人，成分更是复杂得前所未有：名单上既有远在关外、被视为国之柱石的辽东督师袁崇焕；
也有固守长城防线、功勋卓着的宣大、蓟州总督孙传庭；
更有朱由检破格提拔的一众女性将领，以及他倚为臂膀的内阁重臣——从钱龙锡、杨嗣昌到范文景、李岩，几乎无一幸免。
而他们最终指向的，是那个被欧罗巴尊为“东方勇士”，被蒙古诸部尊为“天可汗”的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本人。叛乱的檄文中，为他罗列了骇人听闻的十二条大罪，将他描绘成一个比关外建虏更为可怕的“野猪皮”，意图倾覆华夏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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